文｜小斑
编辑｜李梓新
1
从医院8楼心脏外科二病区出来，医护人员、病人家属来来回回，时不时有超大声的“XX床呼叫”在循环播报，我立在电梯口、望向四周，这一楼满是热气、忙乱与焦躁。
叮～电梯抵达6楼，这里是心脏外科重症监护病区（Cardiac Surgery ICU）。这层楼身着金属银与大理石色的外衣，涂上了反差冷色的滤镜，似是一个尚未苏醒却又穿戴整齐的人。病区的玻璃门看上去不止一道，都紧闭着，看不出一丝情绪，但又光光亮，让外部的窥视者只能照见自己的黑影，内心忍不住好奇：这里面究竟是什么样？
在真正走到ICU之前，我对它的印象是《实习医生格蕾》里的样貌：那是一个敞亮的玻璃房，病人被各种监护设备“绑”在里面，旁边的心脏监护仪不断地发出滴滴的电子心跳音，家属可以透过外面的玻璃门窗看到病人。因为家属是能看到病人的，所以似乎里面的危险，被一定程度的看见所淡化了。而我们这里，则完全不是这样。
自打住进医院一来，爸爸的称呼是“XX床”，我的则对应变成了“XX床家属”，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我们也不知道，你再等等吧”。我们一直处于被安排、被通知的状态，所有的知晓、掌控，也全都大打折扣。这让我爸和我，都像是雷暴雨来临前枝蔓上的小蚂蚁，在逐渐暗淡的天光里，在呼呼而过的疾风中，随之摇摆，只能和其他蚂蚁一样，紧握住枝蔓，来来回回爬上爬下，知道这样做也改变不了什么，可又忍不住要做点什么。
展开剩余95%ICU外一共有8部电梯，其中2部靠近南面里侧的是“手术专用电梯”，里面配备了专门的电梯小姐，通过电话与手术室、ICU、病房联系，专门给手术前后的病人及医护人员用。在ICU门外的按铃旁，贴了一张告示，大致意思是说，从术后第一日开始起，不包含手术当天。每天下午4点，会有一个医患沟通谈话时间，医生会向家属介绍病人在ICU里的恢复情况，ICU里无法探视。也就是说，病人会从手术室经由这两部电梯转出到ICU。而电梯门打开，到ICU玻璃门打开的这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将会是家属在亲人手术后，唯一能看到病人的时间。这一分钟，短暂且珍贵，而且如果错过，那么就要等到出ICU才能见上。ICU外的家属们谁都不愿意错过这个唯一一个可以确切看到亲人的瞬间，因为一旦错过，就算是过错了。
自然而然地，在手术中、手术后的几小时里，家属处于一种被流放的不安里。隐隐约约知道要发生什么，也知道应该担心什么，但直到电梯门打开之前的那一刻，我们都迎来了脑内的自问自答，眼神的彼此寻找，无序的交谈、反复地查看时间、心不在焉地刷着手机，以及对电梯门开的警惕与追逐、簇拥。
爸爸是早上7:30被推到手术室的。他现在怎么样了？手术应该开始了吧？手术室可能在2楼或是3楼吧，具体哪间呢？怎么没有什么电子屏幕显示手术状态呢？诶不是说2点结束的吗？怎么还没有动静？嗯，旁边那个说是1点结束的也还没出来呢。可能我爸爸的就是比较晚开始？
我内心的问号如同一个个气泡在随机升腾，一会儿往左飘一会儿往右飘，然后一个个迅速破掉。我甚至一度认为，自己中了电梯的病毒，每次电梯门开，我的心脏就开始加速，特别是逐渐到了手术预计结束的时间前后，我整个人的紧张状态又更拉紧了几度，只要听到电梯声响，我就忍不住要冲过去看看。
2
在不确定终点的忐忑等待中，我回到了4月的那天下午……
大约4:30左右，我接了女儿去家附近的舞蹈教室上课。刚搬好小板凳在教室外的电视屏幕前坐下，正准备享受一段因为女儿上课而多出来的自由空闲时光。突然，爸爸的微信跳了进来，是一张心脏彩超报告。报告左上方是黑底白色叠加红色的曲线，像是早先外国人羊皮纸上写的字。中间看起来像一个狭窄的山洞，红蓝相伴的是两颗果实，硕大且彼此相拥。右上方也是黑底，四周白色模糊的线条像是一个自下而上准备随时启动的娃娃机大夹子，中间是一个瘦小的等待被夹取的绳结，绳结的两股绳子向左右伸展，像是某种祭祀的舞蹈。继续往下，是细细密密令人头皮发麻的描述与参数……最后落成4行超声提示：
“升主动脉稍宽
左坊稍大 室间隔增厚
二尖瓣脱垂并重度关闭不全
心律失常”
这是什么？严重吗？Come on不要吧！我深吸了一口气，压抑住内心的惊慌无措与害怕，拨通了爸爸的电话。电话那一头的爸爸，听起来冷静、理智，仿佛还是当年那个正在帮我分析高考分数和填报志愿的爸爸。
“前几天体检，医生听了心脏之后，让我去做个彩超，你帮我查查看”。
“哦，那你有哪里不舒服吗？心脏有什么症状吗？”
“没有，我就是这半年来睡不好，很早就醒了，然后很难再入眠。”
于是，我打开了deepseek，请它帮我分析解读这张报告单。很快，deepseek帮我锁定了这张报告单里的核心问题：二尖瓣脱垂并重度关闭不全。以及告诉了我接下来需要做的检查及近期行动清单。接下来，我又打开丁香医生，围绕二尖瓣展开了搜索确认。一系列操作完成，我大概明确了爸爸核心要应对的敌人画像——心脏二尖瓣手术。我第一时间把手头的检索到的信息写成了一份x-mind文件发给了爸爸。
“接下来，我们需要考虑去哪里看医生。你有什么想法？在武汉，还是来上海？”
在等爸爸回复的同时，我内心也展开了一阵盘算：如果是在武汉，那么去哪儿，可以找谁帮忙？我自己是不是也回去照顾？如果在上海，那么选哪家医院，可以找谁帮忙打招呼？爸爸手术和住院的时候，女儿交给谁？
晚上和先生说起这件事，先生问：“你妈妈呢？如果老爸来上海手术，她会过来照顾吗？”
诶，说到这个，我居然完全没有想过。毕竟，妈妈只是我的继母，这么多年来，我和妈妈彼此独立，互不干涉。这是爸爸希望看到的，没有交集就没有矛盾。但是爸爸没有考虑到的是，没有交集也就没有羁绊，没有情感。我不理解但尊重这样的决定，毕竟当年我只是一个小孩，并没有更多话语权。所以好像我从收到爸爸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已经认定这是我一个人要搞定，且可以搞定的事情了。
3
我记事以来，爸爸向来是独立做决定，默默把事情安排好，然后负责到底，哪怕是自己的手术。所以他上两次手术，一次是颈椎椎间盘置换（2008年），一次是髌骨骨折（2019年），全部都是他自己拍板，去哪里做、什么时候做。妈妈和大伯陪在他身边。已过30岁的我，从未亲历过爸爸的手术，只是电话那头被告知的众人中的一个。
“告诉你有什么用？”爸爸总是这样说，这也让我觉得，爸爸好像并不需要我。哪怕生病，隔一阵子，爸爸总能再一次起来，继续和我说那些决绝、坚毅、不容置喙的话，当回那个虎父，和我保持相对独立又彼此信任的关系。
“我想就在武汉手术”，不出意外，爸爸又一次把我挡在了决策之外。
“来上海看一下吧？上次大伯也是因为情况危急，不能再耽搁了才在武汉手术的。你现在状态还好，来上海看看再决定也不迟吧”。
光这样说，爸爸八成是不会来上海的，我得给他更具体的方案。我想起小时候，如果想要让爸爸给我买一样东西，我摸索出一个成功模式：只要我告诉他非买不可的理由一二三以及额外获益的一二三，我就成功了一半，至少我已经克服了面对父权的恐惧。
我开始查找上海的医院和医生，很快，deepseek也给了我非常明确的推荐，包括抢专家号的时间。而爸爸，早我一步就去武钢医院又补了检查，预约了亚心的专家。我们似乎展开了一场竞速赛，或是一场拔河赛。比赛胜出的那一方可以获得本次手术安排的决定权。
对比之下，武汉是最好的心脏医院，以及有影响力的心脏外科手术护士长帮忙，在上海手术好像也并没有什么显著优势。但我不放心，也不甘心，我不确定哪种情绪更多一些。
爸爸大概也觉察出我的这份惦记，所以每天都给我通话——这是我们父女俩特殊时期的沟通模式。平日里，我们大概一周，甚至半个月才会联系一次，重要的事情可以聊很久聊很深，充电一次，待机半个月。
这天通话的时候，爸爸的语气里有几分着急和怒气，他告诉我：在找武汉专家看病的过程中，医生与他没有任何实质的问诊交流，连主诉都被打断了好几次，医生直接开单子让他入院做手术，这让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一颗肥硕的韭菜心脏，而不是一个病患、一个人。
我赶紧递过话去，“也许上海的专家更好，实在不行，就当来上海玩一趟。”就这样，我叮嘱爸爸办好异地就医、抢号专家号，可我的内心却忐忑起来：爸爸真的要来了吗？这算是个大手术吗？我可以照顾好他吗？
几天后，爸爸来上海看了专家号。看诊的过程异常顺利，学术派的专家态度谦和，看病过程同时还在带教，对爸爸提出的问题都给出了明确的回复，并直接开出了住院单，爸爸当即决定回武汉收拾东西，五一后入院。
4
再次见到爸爸，是爸爸入院前的2小时。妈妈没有过来，爸爸说她走不开。
“谁告诉你们可以做微创手术的？”入院后第二天的傍晚6点50分，负责谈话的林医生把刚打开外卖盒吃了一口还正在咀嚼的我，叫去了办公室。彼时爸爸正在厕所间，所以只有我一个人进了医生办公室，并给爸爸发了消息。
林医生指着屏幕上今天3pm术前检查冠状动脉CTA（心脏造影）报告告诉我，因为爸爸查出来有冠心病（且闭塞严重达到80%），所以无法做微创修复瓣膜了，需要临时改成开胸手术，且从一个瓣膜修复术，变成了两个（瓣膜修复手术+心脏搭桥）手术。
“哦…好…”医生讲完这一部分，正好距离明天早上手术还有12小时。我好像除了表示同意，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话语权与决定权。都到这个份上了，我难道还说：你等等，我爸爸就是奔着微创来的，做不了微创我们就不做了？不太可能。
接下来林医生告知了手术的基本过程，以及其中的种种风险，尽管我感受到林医生的耐心与直白，但一连串的医学术语朝我飞速地飞过来，本就因为饥饿而羸弱的我，开始继续缩小，湮灭在一片挂满白色小布条的黑森林里。我一面还在顾虑嘴里菜和饭，是否因为我来不及消化而卡在牙齿间，让我这个家属看起来更加狼狈与不合格，一面又想是否应该第一时间叫上爸爸，让他也一同参与进来。
“我们现在无法保证心脏瓣膜是否可以修复，因为手术中，给我们的窗口期并不长，我们大概只会尝试修复两次，否则会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无法修复成功，你们选择人工瓣膜，还是机械瓣膜？”林医生看向我。
啊？什么？我一脸茫然，犹如一个在课堂上打瞌睡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的学生。虽然早在几天前我就已经做过这方面的信息检索了，可我没想到，还需要给出这样的决定。
林医生继续给我解释人工与机械瓣膜的区别和优劣，告诉我他推荐用“人工瓣膜”，因为我爸爸年纪也大了，人工瓣膜的使用时限大约是10年，我爸爸今年65岁。比起机械瓣膜来说，不用吃抗凝药，不会影响日常生活。
“诶，那10年后呢？”我从来没想过也不敢想象我爸爸75岁时会怎么样。可能我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有一天，我爸爸也会成为一个老人。这么多年来，爸爸一直是守在我和死亡之门前的那个人。在爸爸之前，还有爷爷奶奶。可是这些年来，爷爷奶奶都走了，我只剩下爸爸了。想到这里，我不禁颤栗了起来。
“可以再来手术，以及10年时间里，手术技术会更先进，到时候再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林医生耐心地解释道。
要给爸爸做这样重大的医学决定，似乎比给我自己做决定还要困难，我不习惯以及不敢对爸爸行使这样的权力，但我又必须立刻答复医生。“好，如果手术中无法修复，立即更换人工瓣膜”。
于是林医生又接着讲到需要备血的事情，因为心脏手术的出血量，大过很多其他手术。林医生遂即拿来各种表格让我签字。爸爸打来语音电话，问我在哪儿做医生谈话。
其实，在下午冠状动脉CTA（心脏造影）检查之后，爸爸就有预感。因为冠状动脉CTA的医生和他说了几个字，“不太好”。至于是怎么样的不太好，医生也不愿意多说，只说手术医生会告知我们的。所以当时，爸爸从心脏造影检查室出来的时候，原本非常积极的他，脸色就阴沉了不少，并且和我说了一句，“我有最坏的预期，哪怕是开胸手术我也能接受”。我当时并不理解，从微创手术，变成开胸手术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觉察出爸爸的心态，从这一刻起已经发生了变化。几小时后，这个预言就实现了。
我走出医生办公室，快速把要开胸手术的小心告诉了爸爸，来不及再多对话，我就把他也带进了医生办公室。林医生又把前面已经告诉我的部份，速速回顾了一下。我和爸爸犹如两个小学生一般，耐心地听着林医生的介绍，我一边继续着签字。
这时，另一位医生也进来了，虽然没见过，但林医生迅速起身、汇报前情的样子，让我猜想这应该就是明天核心负责手术的朱主任了。
“心脏瓣膜修复，没问题的，可以修复的！”不似林医生般谨慎，朱主任的加入，让这场沉闷、阴沉、且细碎的术前谈话明朗了几分。随后，朱主任嘱咐林医生再去做一下冠心病回旋支堵塞情况的进一步分析，确认明天搭桥手术的细节，并说可以了，我们可以回病房了。
走之前，林医生提醒我，明天早上记得去备血。我点点头，慌忙又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小笔记，确认每个细节都有记下来，且零碎的语言组织起来看得懂，就离开了。走出医生办公室的那一刻，我才恍惚意识到，这是我行使“家属”权力参加的第一次术前谈话。
回病房后，我一边打开了外卖继续开始吃。一边安慰爸爸说，能检查出来冠心病，并且一次解决两个问题是个很好的安排了。从理性上说服爸爸是容易的，但从情感上或心理上看，爸爸总是陷入沉默，不愿向我透露太多他的敏感与惶恐，让我无从下手。
我的饭早就凉了，但不影响我一粒一粒地塞入嘴巴，虽不知味，但管饱。我一面回放医生给我说的内容，一面把我的小笔记整理成12345项待办事项。“明天，会是战斗的一天，是爸爸的，也是我的”，我在心里暗暗说。
5
“802在吗？准备手术了”，早上7点半，负责手术室和病房间传送病人的绿衣护工大叔准时来喊我们了。在这之前，爸爸已经完成了一系列术前准备：备好皮，脱去内衣裤，10小时没有进食进水。爸爸呈现出一周收缩的状态，不言语、无表情，似乎是服用了避水药，积蓄起所剩无多的能量，逐渐沉入大海。在护士和护工给他安排检查的间隙，他又浮上岸来叮嘱了我几句，尽是些生命尽头的话，自打爷爷走后，爸爸就看清了生命尽头的模样，不愿多折腾。面对这些字眼时，我很难不感到沉重和难过。这几年我学会了一件事：虽然我无法改变爸爸的想法，但我可以尽快跳过不愉快的对话。所以此刻的我选择收下这些话。
我送爸爸爬上小推车，又签了一堆字，缓缓地陪他走向电梯间，爸爸给我了一个平和的微笑，我强忍住内心的不安，和刚刚因为吞下那些字眼所反噬起来的难过，吐出一句：“好好的，我在外面等你”。爸爸合上眼，电梯关上门，我开始祈祷。
“家属9点左右，到6楼ICU门口等着”。我拿着这样的指令走回病房，走去门口药房补物资，去6号楼血库登记，最后终于回到了ICU门口。
“这一层楼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呢，也没个电视屏幕，让大家了解手术进程”，我在心里暗暗吐槽。ICU外的窗边零零散散坐了几个家属。正当我犹豫要不要走过去的时候，一个靠墙的女人就递过话来：“你们家是什么手术呀？几点进去的？哪个医生手术呀？”就这样，我和等待的家属们聊了起来。我们掏出各自搜集到的信息，串起疑虑、焦灼与不安，化作一副副短暂的安慰剂，在场的家属们，获得短暂的宽慰。
同为家属的一位年轻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告诉我，手术中出现问题的概率其实没那么高，一般情况下手术都能顺利完成，但如果手术中没碰到一点问题，也是不大可能的。手术后的24小时、48小时，一周时间里，手术里的问题，会逐步暴露出来，这可能是家属更需要关注的。听到这些，我既感到轻松一些，又生出了新的疑虑。原本以为一天就打完的战斗，原来是个持久战。
3点了，我也开启了电梯口踱步模式。叮～电梯门看，我的心就被吊了起来……哪怕是全副武装到只剩下眼睛，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林医生。我赶紧迎上去，问是不是爸爸，可病床上的并不是我爸爸，这个病人的家属不在。
林医生认出我，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第一、只搭了一根桥，因为另一根血管壁比较脆弱，但整体影响不会太大；第二、瓣膜做了修复；第三、整体手术12点半就完成了，但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用来止血；第四、现在已经在收尾缝合，估计一会儿就能出来了；第五、问我们是否去血库登记了血；第六，等爸爸出来后，我可以去附近等待了，但要等到7-8点再走。
我一个劲地听记，犹如一个正在参加英语听力考试的学生，生怕遗漏一个好或不好的字眼。不夸张地说，此刻的林医生，在我面前简直是神明一样的存在，我禁不住点头表示理解，又点头表示感谢。很快病人就被推了进去，林医生也走了。我还在反复咀嚼刚刚林医生告诉我的信息。和其他病人出来时，简单的一句“手术顺利”相比，这已经算是超多信息了。我内心充满感激，又禁不住想：爸爸是不是失了很多血，他还好吗。为什么其他家属只需要等2-3个小时，我却要等到7-8点，是不是意味着爸爸比较严重？
40分钟后，爸爸被推出来了，闭著眼睛，嘴里插着硬币大直径大气管。这次随行的不是林医生，我也收获了同款简单的一句告知：“手术顺利”。很快，ICU的玻璃门开，又关上了。
我突然想起，爸爸一早进手术室前和我说的，这可能是他此生最后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手术了。我赶紧告诉微信那头的等待的妈妈、大伯等，这第一关，总算是过了。
天色渐沉，我出门买了杯美式咖啡，走在10号大楼下的小花园间，拍了张绿树丛中的美式，默默写下“我要美式，一定没事”！接着，我又回到了ICU的窗前静静守候，我一边看着远方天边的日落晚霞，感叹这一刻的医院好美，很想跳出窗去拥抱自由的空气；一边又隐隐庆幸，这一次我终于陪在爸爸身边了，似乎这手术本身是一场给我作为“家属”的成年礼。
6
后来几天的夜间，我的手机都搁成了可打扰模式，我睡得很浅，反复确认没有电话进来。白天，我则开启了省电模式，每天下午4点支棱起来，过来排队聆听ICU医生的简报。ICU的护士也会嘱咐我带些番茄、黄瓜、猕猴桃来。我欣喜地准备好送过来。看上去，一切都在向好恢复中。我悬着的心，一点点落下地来，直到爸爸真的从ICU出来的那一刻。
那天是周一，已经是傍晚7点了，我从上午10点就开始等爸爸出来，可因为病房迟迟没有空出来，病房的病人则是在等手术室和医生团队空出来。就这么一环扣一环，还是那句话，我们只能等待。
终于，我听到护士台的语音连线，810床位空了，ICU618床可以转回来了。我赶紧冲去电梯间等着，不出一会儿，我爸爸便被推上来了。我看了一眼，吓了一跳。爸爸不单是脸色蜡黄，连眼白也发黄，眼神空洞，我赶紧凑上前去喊他，他却没有反应，仿佛还在另一个宇宙里。
两个护士麻利地拉上布帘，给爸爸换回普通病房的行头，装上监护设备，一顿操作后，帘子被掀开，爸爸在涣散之余，有了痛苦的表情。爸爸的嘴巴微微张开，我凑过去一听，爸爸用嘶哑且虚弱的嗓音说：“ICU里的护士犯了错……”。我心里一咯噔，不是说恢复得都好吗？我怎么什么也没听说。ICU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颤颤巍巍地记下爸爸口述的痛苦片段，大致是说：管床护士在帮爸爸翻身的时候，把一些管子和盒子压在了爸爸的背后。当爸爸提出不适时，护士并没有重视回应他，一直等到爸爸心跳过速、血压升高，护士的脸色才变了，匆忙叫来了值班医生，给爸爸上了吗啡。也就是在这之后，护士才检查出了问题所在。并在之后的照护中，对爸爸的态度好了很多，回馈也及时了很多。我听了之后，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我要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迅速帮爸爸请好了24小时一对一的护工阿姨，先帮爸爸走过术后的这几天再说吧。
第二日，我分别求助护士长和查房的医生，请他们帮爸爸再检查一下，看是否有什么创伤。可无论是护士长，还是医生，都看不出什么异样。医生带我走到一边，解释说这可能是我爸爸在麻药之后出现的幻觉，性格敏感的病人会有这样的捏造。我在医生的解释，和爸爸的控诉中，左右摇摆，我一时间不知道该相信谁了。也许爸爸和医生说得都对，但ICU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不然怎么从ICU出来的爸爸，和进手术室前的爸爸，像是两个人：一个虚弱、敏感与暴躁，一个乐观、平和与坚韧。
“ICU里不是人待的地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隔壁床早一天也做了心脏搭桥的叔叔也在向子女感叹。没想到，爸爸这番手术最遭罪的，竟然是术后我已逐渐松弛下来的这4天里。我安慰爸爸：“总算是出来了，又过了一关不是吗，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康复训练”。爸爸看看我，点点头，停顿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我现在只相信你”。
才短短4天时间，我对这场手术、这间医院的认知，像一瓶五色混杂但分层清晰的果蔬汁，夕阳映照下泛出别样的短暂的美，在4天后剧烈的晃动下，不同的颜色和质地开始交融、翻滚彼此争夺地盘，最后竟然说不出什么滋味来。
那几天，因为女儿突然高烧，我过来陪爸爸的时间并不多，我也没多和爸爸解释。“你爸爸呀，也就你在的时候还说点话、笑一笑，其他时间都不说话”，隔壁床叔叔的女儿在不经意间告诉了我，这番话就像是老房子里的摄像头一眼，帮我补足了一些足以让我泪奔的真实。
7
“距离产生美”，这是爸爸这么多年来一直挂在嘴边的话，像是一个万用的灵符，只要念出它，家人之间的争吵、分歧、不快乐就自动退散开去。所以爸爸和妈妈一有条件就搬去外面自己住，他在负责与避免争吵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他每天都会来爷爷奶奶家，但基本上是能不吃饭就不吃饭的程度。
这样的平衡，也贯彻到了我们的相处里。当我大学去了上海之后，爸爸就对我开启了放养模式，从不过问我的日常，他们碰到什么事儿也基本不会找我。爸爸有机会就四处旅居，去的都是些我没听过的地方，一去就是一两个月，时不时发回些令我艳羡的照片。等我结婚生子后，我不会要求爸爸来帮我带孩子做饭，当然如果他愿意来看看我女儿，我当然欢迎。但爸爸每次来，也都会把时间控制在两周左右，不会多待。两周时间，是他对我日常容忍的边界线。
“你们家什么调味料都没有，什么都不让放，这让我怎么烧菜？”这是我爸爸某次来我家帮忙做饭，大约忍了一周半之后对我的吐槽。因为知道明确的离开节点，所以哪怕有看不惯的地方，我爸也说一句，打住，我们各自便退回到安全区。
这么多年来，我们过着互不干扰、泾渭分明、彼此尊重的生活，爸爸也给我留了一道保底符，如果我需要帮忙，他必定会想办法帮我。对此，我深信不疑。但当我要给爸爸做一系列决定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安全区就开始了彼此倾轧。
“一出院，我就回武汉！”转回普通病房的第二天，刚做完呼吸训练的爸爸，受困于术后肺部积液，时不时会一阵猛烈的咳嗽，说起话来非常吃力。这次手术让他的血色和体力亏空了太多，因为吃不下什么蛋白质、碳水，所以他整个人看起来瘦瘦的、黄黄的，眼里的黄疸也还没有褪去，一双眼睛显得更加大了，和ICU出来那天比起来，好消息是他的眼神回来了，但这眼神看起来并不开心。
“开什么玩笑，你怎么回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急火，向爸爸“开枪”了。爸爸觉得妈妈来接他就可以，我深表怀疑。哪怕是一路上没问题，等回到了家，妈妈还得照顾她的妈妈，两边都下不了地两边都靠她一个人跑也不是事儿啊。但我还是迅速帮他们买了火车票，并说：“什么时候出院，以及出院之后能否直接回家，以医生的判断为准，如果不行，我们就去康复医院”。
爸爸没有回复我，反倒是隔壁床的女儿接过话来：“康复医院你们找好了吗？我看网上有些说法，什么看上去很好，住进去就完全不管你的……” 我听了之后，又陷入沉默，怎么说的好像是我要推爸爸入火坑一样。但这明明已经是我当时能给的最佳方案了不是吗？
手术前，爸爸就拒绝了出院后去我家休养的这个选项。爸爸拒绝回我家的理由很明确，我们家在5楼要爬楼梯，对他这样的心脏手术病人来说挑战太大。确实，爸爸说的有道理，我没办法反驳。我也感觉到拒绝背后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爸爸不想继续让我照顾他。正当我犯难的时候，远在美国的表嫂说可以去她妈妈住过的康复医院，遂即把相关信息和联系人推给了我，很快我和对方沟通好，等我们这边确认出院日期，就可以安排入康复医院。除了康复医院本身在松江，距离我有些远之外，其他都听起来很完美对不对？
我看了看爸爸，他一定很想早点回家吧，毕竟，他在ICU里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4天。我懂，我都懂，但是我怎么可以任由此刻无法入眠，一天吃的还没有我一顿零食多，一说话就咳，还在练习走路的他就这样回去呢？
“爸爸，你给妈妈减减负担吧，如果去康复医院，那边有我们认识的医生，而且有一整个医护团队会照顾你的，住一周或者两周，把最难的阶段渡过去我们就回家，好吗？”爸爸想了想，终于点头了说：“听你的”，我刚准备松一口气，爸爸又补充说：“一个月后的术后复查，我就不在上海做了”。这听起来是一个去康复院的附加条件，我见好就收，先完成出院安排这一步就好。一关一关地慢慢过吧。
就这样，术后第7天，我们从瑞金医院转出，直接叫了一辆120急救车，到了康复医院。爸爸在康复医院里住了19天，经历了心动过速、肺部轻微感染、逐步恢复饮食，到后续可以逐步自理。“还好听了你的”，爸爸如是说。随后我顺水推舟，带爸爸还是回瑞金完成了一日的复查，带着一堆药，终于要回武汉了。
爸爸在康复医院，手里拿着我女儿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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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早上，我刚打发走闹呼呼的女儿及先生，手机里的微信就登登地跳了进来：“什么时候到？今天人多”……嗯是爸爸在催促我早点过去陪他吃酒店的自助早餐。我一面感叹他怎么还是不理解我每天早上有多少事情，一面又骂自己“就一顿早饭的事情，怎么还这么唧唧歪歪，赶紧出门就好了呀”。天还在下细细密密的雨，我反反复复确认要带的东西，磨磨蹭蹭不想出门。我一度以为只是惯性的疲惫，但当我后来复盘的时候，才觉察出我一早就显露出来的不舍。
到酒店后，我看到爸爸背对着入口，坐在床边的两人位。见我来了，他便提醒我哪里的东西比较好吃，让我去哪里拿，“哦～”。我走到档口前，四下扫了一眼，嗯跟我的预期差不多，没啥好吃的，为什么爸爸坚持要喊我来吃？我随意挑了几样就坐了过去。“酸奶要吗？”我问爸爸，他点点头，就要起身去拿。显然他刚刚没发现酸奶。我立刻大声说：“你不要动，我去拿！”这阵子我已经习惯了充满警惕的状态，生怕我爸因为什么多余的自主动作而跌倒。而爸爸大概也受够了这份劝诫与不自由。仿佛这一刻我们不是父女，而是子母。老王曾经的确是一个虎父，正如此刻的我看起来一样。
吃好早饭，我们回房间休息，距离出门去火车站还要快2小时。我先帮爸爸理了一会儿东西。打开爸爸已经收好的箱子，里面东西都被塞进一个个花式颜色不同的袋子里。显然，我们对于要带走哪些东西扔掉哪些东西，以及如何收纳分歧不小。若是我自己理箱子，我往往会很慢，因为我需要时间来检索这件物品的使用场景，来确认它是否值得被收入。可帮爸爸理箱子，我却很快，因为这里有一条明确的筛选线，我也有一个明确的对恢复期中的爸爸的任务需求清单。可爸爸，却不这么想。这么多年来，他潦草随性惯了。偌大的世界里，他在意的人和事就那么几个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终结了这一场理箱子大战，我们各自说出取舍的理由，然后各自进退。接下来，我一时不知道要说什么要做什么，我爸也是。房间里的新闻联播已经滚动循环播放到了第二遍。美国游行示威、熊猫恋爱、无人机黑飞的播报在房间里萦绕，似乎补足了我还没有想好的话，也填满了这段多出来的时空。
我兀自检索自己的工作“债务”，以及最近要做的几桩事儿，开始在手机上“忙”起来。爸爸也在一旁做自己的事情。我甚至打开手机，迅速订好了我和先生暑假出游的行程，似乎我已经完成了一次照顾爸爸的任务交付，我对他后续的恢复也不再那么担心。这一刻像极了当年照顾爷爷奶奶时，爷爷奶奶一好转我爸爸就出游的状态。
以及，我也忽然意识到，好像在爸爸陪我长大的很多时间里，我们其实有很多身处同一空间却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各自想各自的心事的状态。我们真正的交流，很深入，但不多。我们日渐稀少的日常交流，琐碎、急躁、充满交锋以及权力地位互换感。
不一会儿，订好的车就来接我们了。爸爸反复提醒我：“一会儿见到妈妈了就赶紧走，不要陪着等火车，没意义。 ”嗯，这很我爸！我继续应了一声。
后来的交接很顺。我们很快便抵达火车站，过了安检，进了服务站的休息区。另一边，妈妈一早从武汉出发上了火车，早于我们便抵达了上海虹桥火车站。随后，她出站，先去休息区拿上轮椅，就在进站安检口等待我们。这样紧凑的安排，是爸爸和妈妈的共同决定。妈妈不愿意和我们上海的小家庭产生更多的交集，爸爸觉得这样挺好。我们三个，就像是从前在家吃饭的模样。一张小方桌，一面靠墙，三面分别是妈妈、爸爸和我。吃饭的全程，我和妈妈都只与爸爸交流，我甚至不敢多看看我妈，似乎这是很违规的操作。
这一次也是类似的交接，我把爸爸交付到安检口，妈妈扶爸爸坐上轮椅，爸爸像是一封邮件或是一宗货物，就这样被投递了过去。我端详起这个陪我爸爸走了三十多年的女性：妈妈看起来是个认真靠谱的人。嗯，我有多久没见我妈妈了？上一次大概是在奶奶的葬礼上。妈妈的头发也白了好多，身着一条藏蓝色碎花长裙，穿了一双蔚蓝色的平底鞋，背了一个玫红底色的碎花双肩包。看起来像一个见过世面但不多的…学生，心很急动作忙乱。就有一种和她实际年纪很不搭的感觉，也可能是因为我太久没见她，时空折叠了我对她的印象，以至于我有些错乱。接着，妈妈开始把我手头的东西一样一样转移过去。“哦，原来我妈妈也没那么擅长整理收纳…”这倒不是一句评判，只是因为我们不熟悉。
东西理好，投递结束，我爸爸立刻开始催促我离开。这份催促伴随了我很多年，我爸爸一直希望不要影响我的学习、工作、生活。所以爸爸前几次手术也都是我妈妈在身边照顾。这一次，我妈妈一登场，我爸爸便催我退场。我一面还是有些不放心，一面又不想再让我爸爸不开心了。便在问好工作人员后续流程之后，就背上包起身了。爸爸用脚踩地，让自己和轮椅一起往后退，给我让出一条路，然后又倒进去，再踩出来转向我向我招手，目送我离开。这是我爷爷奶奶一直以来和我的告别方式。爸爸之前都不会这样的，他每次的再见，都如此干脆且猝不及防。我早已习惯了被他挂断电话。可是，当他慢下来，当他目送我离开，我却好难过啊。就仿佛，爸爸也终于成了爷爷奶奶，而我竟然不知道是谁在目送谁。
我默默回家后，收到我爸说他们已经上车的微信，爸爸说：“这一个月辛苦我了”。我对这样的话语与时刻总感到困扰，好像这么多年来，我爸爸都是那个不善于表达情感的角色。所以好像我在很长时间里也很不擅长表达与接受情感。但当我爸这样表达的时候，我难免陷入停顿和错愕，“我…要怎么回复他？”监督者督促者这样的理性外部角色是好扮演的，但走心的真诚的陪伴者却好像很难。我能在他面前流泪吗？我能说我很不放心他吗？我能说你要好好活下去吗？我依旧不敢……
就这样，我们又退回到了各自的日常里，好像无事发生一样。哦，但愿无事发生。
写作手记
这篇故事写于我爸爸手术一个月之后，似乎是给这段经历划上了一个句号。感谢梓新老师的陪伴和指导，让我重回那个冰冷又灼热的5月，带着一份忐忑和小心翼翼捕捉下这段重要时刻里我的觉知、观察与反思。梓新老师的提问如手术刀一般精确，似乎很适合这个手术题材，也让我在手术之外，看向了更多人与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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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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