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我的一位在西安任教的朋友因为左迁（被迫辞退）而丢了工作，饭碗被别人挤掉，只好远离西安，去到一个位于300里外的中学教书卖粉笔。于是，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地方，去流浪一番。
大约是孟春时节的中旬，我搭乘了长途汽车前往那个地方。途中，我们停了一晚，第二天才抵达目的地。刚到汽车站，我就听到消息，说那里当天发生了农民暴动。城里的军队、保卫团和公安队都全员出动了。听到这些消息，我不禁感到一阵寒意。暴动，这个词听起来总是让人心生恐惧！我急忙向学校赶去，心里满是疑虑，想要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到学校门口，我看到那位朋友匆匆走出来，步伐很快，让我更加担心，心里还想着是不是暴徒们已经占领了学校！然而，看到他的时候，他却是神态自若，甚至露出了笑容。
展开剩余82%“啊，正好你来了！快走，我们出城去看看新鲜事！赶紧走，迟了就看不见了！”他边说边拉着我的手。
“今天农民交农，巡警都出去弹压，我们去看看！”他见我有些疑惑，补充了一句。
“交农？”我困惑地问道，“是什么意思？”
“你没听说过吗？南方没有这种事吗？我们陕西常有这种情况。”他解释道：“就是农民穷得没法活了，连饭都吃不上，而上头却要求他们交税款又特别严厉。于是，他们商量着一起把农具交给县政府，表示他们不种田，也不吃饭，反正也交不出钱来。”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我点头表示理解，但仍然有些疑惑：“那么，今天大家所说的暴动，应该就是指这个事吧？”
他笑了笑，回答道：“当然了，暴动可不是闹着玩的！参与暴动的人，就是暴徒，暴徒是要杀无赦的！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大事不成’。我们不能把这事叫做‘交农’，非得明说是暴动，才显得有理有据。”
我们匆匆向城外走去。出东门后，我们看到许多军警正背着枪械，排成八字形，白亮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八字形的外面，是一片人山人海的农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背着农具，静静地站着。走得更近一些，我才知道他们正在聆听县长的演讲。
这位县长是一位新时代的官员，既受过大学教育，又经过军事训练。他文能写诗，武能上马打仗。现代的一面，他桌上放着《唯物论》；传统的一面，他床头挂着鸦片灯，桌上摆着麻将牌。演讲结束后，原本即将爆发的暴动竟然烟消云散，连一滴血也没有流。那些农民安静地背着农具，平静地回家了。
我们赶到时，演讲已经结束，只听到一些零碎的内容。
“各位父老兄弟们！相信我，我绝不会骗你们！在满清的时候，做官的才是你们的父母。过去几年，军阀时代，做官的不过是军阀的走狗！而今天，大家看清楚了，做官的我陈某某，就是你们的公仆，公仆！你们才是主人！不管大小事情，只要你们说出来，咱们可以商量着办……”县长继续强调着与农民的关系，并告诫他们不要轻信别有用心的人。
“当然，我知道大家都很善良，但有些人不免心生歪念，像最近西安杀了不少X党的人，或许这里也有这些煽动分子。”他说完，又继续补充：“王团长刚才也说过，军警会负责安全。如果其中有捣乱的分子，那后果就不好说了。记住，现在国家正面临困难，外敌压境，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
演讲完毕，县长停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如果还有不赞成的，出来说，我们可以继续商量。”他说完，轻松地笑了笑：“好了，没有异议的话，你们就回去吧。王团长刚才也说过，这是第一次不追究你们，下次再有问题，我也无法为你们担保了！”
然后，农民们安静地带着农具回家。王团长骑马走回去，后面跟着几名护卫，军队和公安队也一同撤离，只剩下保卫团在场，好像他们暂时还不准备离开。我们跟着县长走出了东门。
那位朋友和县长似乎非常熟悉，还有些同窗之谊。经过一番介绍后，县长笑着对我说：“X先生，陕西人向来性格刚烈，民风强悍，这是自古如此，今天依然如此！您看今天的事情，也许能感受到其中的一些特色。”
“是的，”我回答道，但心里却有些不同的想法：“自古如此，可能确实是，但今天的情况，未必完全如此。”我看着那群农民，觉得他们更像是一群温顺的羊，或者是上帝的化身——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他们的行动，似乎更像是不合作、不反抗的信徒。听说墨子可能是印度人（胡怀琛曾在1928年提出这种说法），今天交通便利，或许甘地的门徒们也混入了西北。
回到城里的路上，我捡到了一张农民的宣言，内容大致是：我们已经两个月没吃到麦面，靠麦麸、油菜、树皮、树叶度日，区长和村长带着团丁逼我们交款，吊打我们，打得皮开肉绽，生死未卜。房子也被拆了，但没人买，妻子儿女也没人能卖掉，我们已经无法种田，也活不下去了，只求大老爷不要再吊打我们，让我们安静地饿死。
我将这张宣言给了我的朋友，他说他们早已看过了。然后，他滑稽又认真地对县长说：“您看这份宣言，究竟是真是假？”县长笑着斜眼看了我们一眼，回答道：“事实虽然是实情，但也不能说是普遍现象……”
进入城后，我们和县长分别了。朋友以一种古文的腔调说：“这些农民要求安稳地饿死，可是民国的公民似乎没有这种权利。就连中国宪法，甚至欧美各国的宪法，恐怕都没有类似的条款！那么，这显然属于犯上作乱，是不被容忍的行为。难怪会无法容忍他们的行为。”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还在床上，得知军队已经开始搜查学校，已经抓了五个学生，其余的学生则纷纷翻墙逃走。吃饭时，校长对此事表示了些许感叹，并说道：“也不能全怪他们，听说是有证据才动手的。那份宣言虽然不太好，但毕竟是油印的白话，应该是学生写的。这学校附近的学生不少，最近有些学生经常请假或者缺课，他们对社会科学很感兴趣。”
下午，听说在各个乡村抓到了几个暴动的头目，并押回了城里。之后再也没有听到什么后续。三天后，我也回到了西安，心里已经不再关注这些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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